引漢入渭、遼西北水利工程、吉林中部供水工程，引遼入京……現在全國各地正在借著中央大搞水利建設的契機，上馬各種調水工程。

然而，正如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原主任張基堯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所說，這些調水工程無法增加全國水資源的總量，充其量只是在結構上更加優化水資源的地域分配而已，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拆東墻補西墻”。因此，在目前我國水資源總量嚴重不足、水資源利用效率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前提下，除了大搞調水工程外，更多地應該著眼於節流，即如何更好地節約用水。

而針對外界頗有爭議的南水北調工程，張基堯也分別對西線的是否開工、中線的水源是否充足、東線的水污染治理等問題做了回應，廓清了外界的一些誤區。

南水北調水價可以承受

《21世紀》：水利部的規劃還有西部大開發的規劃中說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現在在進行前期工作，目前是怎樣的情況？

張基堯：任何一個工程都需要深入的前期工作。國務院在2002年批復南水北調總體規劃的時候，其中西線工程是總體規劃的重要的一部分，這個已經批復。西線需要在規劃的基礎上把它怎么樣通過深入的前期工作變成工程的實際行動，比如說要做項目建議書，要做科研報告，要進入建設程序。當然要做到這一點，要大量的協調問題。我當時就在水利部提出過四個問題：一、調水區的生態環境的影響問題，四川人提出來對他們的生態環境有影響。二、受水區工程目標和用途的問題，不能說把西線的水調來放到黃河里就完了，誰為這個水埋單？總要有目標，你要想是城市供水還是工業供水還是農業供水？哪個區域供水？三、目前確實存在一些在工程上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說調水沿線的地質災害問題，沿線有些地方寺廟的搬遷問題等；四、受水區路河規劃節約用水的問題，我們是在節水、治污和挖潛的前提下調水的。

這四個方面都要通過前期工作來做的，當時總體規劃就是在我工作范圍，西線這幾個方面都還沒有到位，所以它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的做好前期工作。

《21世紀》：因為東線工業比較發達，長江下游的水質不是特別好，有人戲稱說“一江污水向北流”，這個問題怎么解決？

張基堯：“一江污水向北流”這有點危言聳聽了。南水北調東線因為使用原來的大運河來調水，所以水質差這是個事實，但是這些年來通過江蘇、山東加大對污水的處理，尤其是山東，因為它首先要使用東線來水，所以加大了治理的力度，采取了比全國更嚴格的水資源管理政策，包括用水的排放標準，所以現在應該說這幾年來水質有了很大的好轉。

因為畢竟還沒有通水，還在盡量加強治理，采取很多綜合措施。包括南四湖周邊的實際建設，我相信通過這樣的事例，東線南水北調的水一定能夠達到國家規定的三類標準。前年我到南四湖去，南四湖中心部位已經達到三類標準。當然溝岔上和局部地區也存在著污染比較嚴重的問題，但我覺得通過治理還是有很好的效果。

《21世紀》：有人說南水北調水價過高的問題，一噸核算下來得達到10塊左右，甚至比海水淡化還要高，這個受水區能承受得了嗎？

張基堯：這個沒有任何根據，怎么會到10塊呢？南水北調的水價實際上在測算，還是要考慮到整個建設成本，考慮到運行費用，考慮到現有工程的折舊，它是按照市場基準在算的，當時我們在做南水北調規劃的時候，到北京的源水還沒到水廠的水，也不過2.1-2.3元左右，到天津的水也不過2.4-2.7元左右。經過污水處理廠處理以后的水要和當地的水源結合用，這是一種補充，這種水就是5-6塊錢，現在北京的水不就4-5塊，絕不可能到10塊錢，這是沒有根據的，這是要通過測算來的。而且這個測算我們定了一個原則，南水北調的水源必須要讓受水區的老百姓能夠承受，將來大家都用不起這個水，工程不是白建了嗎？不是造成更大的浪費嗎？

《21世紀》：有沒有什么補貼機制？像河南那些比較貧困的地區，這么高的水價會不會承受不了？

張基堯：因為南水北調供水的目標是城市，當時我們規劃是44個城市。為什么供應城市？通過南水北調供應城市用水，城市原來侵占的農村的水源包括水庫、地下水還給農村，這樣一來城市為農村埋單，也符合當前城市支援農村的方向，這樣對城市來說，這個水價應該是可以承受的。

(本文來源：21世紀經濟報導)

引漢入渭、遼西北水利工程、吉林中部供水工程，引遼入京……現在全國各地正在借著中央大搞水利建設的契機，上馬各種調水工程。

然而，正如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原主任張基堯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所說，這些調水工程無法增加全國水資源的總量，充其量只是在結構上更加優化水資源的地域分配而已，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拆東墻補西墻”。因此，在目前我國水資源總量嚴重不足、水資源利用效率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前提下，除了大搞調水工程外，更多地應該著眼於節流，即如何更好地節約用水。

而針對外界頗有爭議的南水北調工程，張基堯也分別對西線的是否開工、中線的水源是否充足、東線的水污染治理等問題做了回應，廓清了外界的一些誤區。

南水北調水價可以承受

《21世紀》：水利部的規劃還有西部大開發的規劃中說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現在在進行前期工作，目前是怎樣的情況？

張基堯：任何一個工程都需要深入的前期工作。國務院在2002年批復南水北調總體規劃的時候，其中西線工程是總體規劃的重要的一部分，這個已經批復。西線需要在規劃的基礎上把它怎么樣通過深入的前期工作變成工程的實際行動，比如說要做項目建議書，要做科研報告，要進入建設程序。當然要做到這一點，要大量的協調問題。我當時就在水利部提出過四個問題：一、調水區的生態環境的影響問題，四川人提出來對他們的生態環境有影響。二、受水區工程目標和用途的問題，不能說把西線的水調來放到黃河里就完了，誰為這個水埋單？總要有目標，你要想是城市供水還是工業供水還是農業供水？哪個區域供水？三、目前確實存在一些在工程上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說調水沿線的地質災害問題，沿線有些地方寺廟的搬遷問題等；四、受水區路河規劃節約用水的問題，我們是在節水、治污和挖潛的前提下調水的。

這四個方面都要通過前期工作來做的，當時總體規劃就是在我工作范圍，西線這幾個方面都還沒有到位，所以它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的做好前期工作。

《21世紀》：因為東線工業比較發達，長江下游的水質不是特別好，有人戲稱說“一江污水向北流”，這個問題怎么解決？

張基堯：“一江污水向北流”這有點危言聳聽了。南水北調東線因為使用原來的大運河來調水，所以水質差這是個事實，但是這些年來通過江蘇、山東加大對污水的處理，尤其是山東，因為它首先要使用東線來水，所以加大了治理的力度，采取了比全國更嚴格的水資源管理政策，包括用水的排放標準，所以現在應該說這幾年來水質有了很大的好轉。

因為畢竟還沒有通水，還在盡量加強治理，采取很多綜合措施。包括南四湖周邊的實際建設，我相信通過這樣的事例，東線南水北調的水一定能夠達到國家規定的三類標準。前年我到南四湖去，南四湖中心部位已經達到三類標準。當然溝岔上和局部地區也存在著污染比較嚴重的問題，但我覺得通過治理還是有很好的效果。

《21世紀》：有人說南水北調水價過高的問題，一噸核算下來得達到10塊左右，甚至比海水淡化還要高，這個受水區能承受得了嗎？

張基堯：這個沒有任何根據，怎么會到10塊呢？南水北調的水價實際上在測算，還是要考慮到整個建設成本，考慮到運行費用，考慮到現有工程的折舊，它是按照市場基準在算的，當時我們在做南水北調規劃的時候，到北京的源水還沒到水廠的水，也不過2.1-2.3元左右，到天津的水也不過2.4-2.7元左右。經過污水處理廠處理以后的水要和當地的水源結合用，這是一種補充，這種水就是5-6塊錢，現在北京的水不就4-5塊，絕不可能到10塊錢，這是沒有根據的，這是要通過測算來的。而且這個測算我們定了一個原則，南水北調的水源必須要讓受水區的老百姓能夠承受，將來大家都用不起這個水，工程不是白建了嗎？不是造成更大的浪費嗎？

《21世紀》：有沒有什么補貼機制？像河南那些比較貧困的地區，這么高的水價會不會承受不了？

張基堯：因為南水北調供水的目標是城市，當時我們規劃是44個城市。為什么供應城市？通過南水北調供應城市用水，城市原來侵占的農村的水源包括水庫、地下水還給農村，這樣一來城市為農村埋單，也符合當前城市支援農村的方向，這樣對城市來說，這個水價應該是可以承受的。

(本文來源：21世紀經濟報導)

北京市懷柔區渤海鎮農民劉春明一想起去年秋天的事就有些后怕：滿院子跑的油雞沒有糧食吃，節水工程也沒有錢修，資金鏈斷裂的噩夢天天折磨著他。

50歲出頭的劉春明是渤海群興種養殖專業合作社的理事長，他肩上擔負著115戶村民的致富夢。從2007年成立以來，這個合作社一直都是靠村民的自有資金維持，迄今已經投入了300多萬元。

村民們再也拿不出更多的錢來投資了，劉春民不得不求助於金融機構。兩年來，他無數次向北京農商行申請貸款，卻都無功而返，一分錢也沒有貸到。

劉春明的境況是全國45萬戶農村專業合作社的縮影。他心里非常納悶——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多年都提出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但為什么農民貸款還是這么難？

盡管中央一號文件從最初的“改革和創新農村金融體制”，到“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三農投入”，再到今年明確提出“提升農村金融服務水平”，政策的力度逐年提升，農村金融一直都被政策持續關注，但事實并非如此。

另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調查，在央行兩個“不低於”的指導之下，金融機構涉農貸款的數量也大幅提升，但實際中農民獲取的金融支持仍然是杯水車薪。

鄉村貸款瓶頸

作為立體種養殖技術的先進分子，劉春明在業內廣為所知，這從常常有千里之外的合作社來向他取經就能看出，但銀行要求提供合法抵押物，劉春明卻沒有商品房房產證，生態園和汽車以及合同等則不被銀行接納。實在缺錢的時候，他曾借過一次高利貸。

“杏子熟了，再不摘就掉地里爛了，需要租冷藏車往市里運，不得已只能找高利貸借。現在想起來都有點害怕，超過一天就是30%的利息，真是不敢再那樣做了。”劉春明說。

去年秋天劉春明遭遇了一次危機，那時小雞還沒有孵蛋，合作社既要做市場，還要為來年灌溉修節水工程，所有向村民募集的資金都用完了，雞馬上就要斷糧。劉春明急得團團轉，最後他向郵政儲蓄申請貸款，郵政儲蓄的要求是必須公務員做擔保。

“我是農民，除了鎮領導之外我也不認識公務員。”劉春明說，形勢所迫，他只能硬著頭皮去找書記和鎮長，在懷柔區渤海鎮黨委書記張福利和分管農業的副鎮長鐘福全擔保之下，郵儲貸給他18萬，解了燃眉之急。

田仙峪村的白寶海與劉春明有著同樣的遭遇。

白寶海靠養殖虹鱒魚成為遠近聞名的致富能人，中央電視臺曾經給他拍過專題片，在今年春節期間還受到了胡錦濤總書記的接見，公司的資產規模也已經達到了上千萬。即使如此，他仍然因為不符合規定貸不到款，公司發展的資金幾乎全部都是自有資金和民間借貸。

“就我們效益這么好的企業都貸不著款，別人的話就可想而知了。”白寶海說。

劉春明和白寶海們的大額信貸需求在如今的金融體系之下難以得到滿足，抵押是所遇到的最大難題。按照我國《物權法》《擔保法》等法規規定，農民住房、宅基地、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等不能作為有效抵押物，農民又很難找到符合銀行要求的擔保單位。

渤海鎮分管農業的副鎮長鐘福全這幾年一直在嘗試搞板栗收購貸款，每年4月鐘福全會召集板栗收購商，農信社領導坐在一起碰碰頭，談談貸款需求的情況。去年向農商行申請了3000萬，最後批了2000萬。農商行要求有擔保公司進行擔保，渤海鎮從財政資金中支出1%共20萬的擔保費。

鐘福全對這筆錢非常心疼，渤海鎮每年的可支配財力也不過幾百萬，若是每年都拿出幾十萬來為農戶貸款做擔保，并不是一個可持續的方案。

瓶頸之源

針對上述問題，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曹力群對本報記者表示，全國范圍來看，北京農村的信貸狀況算是非常好的，中西部的很多省市的農村地區金融服務供給嚴重不足，幾乎完全依賴民間借貸。

根據銀監會統計，截至2010年，全國仍有2312個鄉鎮沒有任何金融機構的存在，而這些沒有金融機構存在的鄉鎮，絕大部分都集中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杜曉山對本報記者表示，現在成立了村鎮銀行、小額信貸公司等新興農村金融機構，監管部門也要求大型金融機構下鄉，因此涉農機構在不少縣級和縣級以上的競爭是比較激烈的，但鄉鎮以下則誰也不愿意去，包括農村金融的主力軍農商行和農信社在基層的服務和網店也是不足的，服務質量更是無法與城市同日而語。

“這說明商業化傾向之后，利潤成為銀行最重要的考核目標。”杜曉山說，“服務三農”和“商業運作”一般易成為一對難以統一的矛盾。若是完全基於市場機制，難以形成有效的農村金融服務供給。

這也成為農信社改制最被詬病的原因——改制后農信社“脫農”的沖動越來越大，雖然實力增強之后涉農貸款總量增加，但所占比例卻在下降，本應該服務於農業的農信社也開始把重點轉向城市，向高收益行業轉移。

銀監會去年8月宣布，從2011年起，用五年左右的時間將全國農村信用合作社全面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不再組建新的農村合作銀行，現有農村合作銀行要全部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

截至2011年末，全國已有402家由農村信用社改制組建的農村銀行機構，其中農村商業銀行212家、農村合作銀行190家。

基層農信社系統對銀監會“一刀切”也表示了不同看法。

浙江一位縣級農信社的負責人稱，“一刀切”的改制將嚴重弱化農村金融服務，他認為中國現行的金融體制不缺大型商業銀行，缺少的是為農民服務的小型金融機構，農信社純農業貸款占到了當地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95%以上，其貸款利率也低於郵儲、村鎮銀行等新興機構。農信社若全部改制為商業銀行，將沒有機構承擔合作金融的角色。

曹力群認為，農信社改制之后實力增強確實加大了對農村信貸的投入，但同時它的風險控制也增強了。北京市金融基礎雄厚但仍然存在劉春明們貸款難的現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農信社改制為一級法人的農商行，對於風險控制和信貸總量更加嚴格。“改制后權力上收得太厲害，即使基層人員想貸款，也沒有錢貸。”

據渤海鎮副鎮長鐘福全介紹，去年渤海鎮的存款余額為3億元人民幣，所獲貸款總計4600萬，農商行是鎮上唯一的金融機構。

涉農貸款的結構“秘密”

根據銀監會最新統計，到2011年末，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為14.6萬億元，較上年初增長2.7萬億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長24.9%，高於各項貸款平均增速8.8個百分點。

對於此，曹力群認為，出現涉農貸款大幅增加而農村資金困難并存的情況，表明金融供給的總量和結構都出了問題。

央行公布的《2011年金融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顯示，“三農”貸款隨各項貸款增速回落而有所減緩。農戶貸款余額3.10萬億元，同比增長19.1%，比上年末下降10.1個百分點；全年累計增加5017億元，同比少增867億元。農業貸款余額2.44萬億元，同比增長11.2%，比上年末低9.8個百分點；全年累計增加2452億元，同比少增1640億元。

根據《涉農貸款專項統計制度》，涉農貸款分為農戶貸款、農村企業及各類組織貸款，以及城市企業及各類組織涉農貸款三大類。

一直以來金融機構能夠直接惠及農民的就是農戶小額貸款，這種貸款屬於信用貸款，不需要抵押，方便快捷。但缺點是數額太小，很難對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根據農業部對2萬多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統計，2010年，農戶借貸首要的資金來源為私人借款即民間借貸，占到52.91%，比2003年的65.97%下降了13.06個百分點；銀行貸款（主要是農行）占到20.31%，比2003年增加了6.45個百分點，信用社貸款占到25.59%，比2003年增加了6.69個百分點。

這表明，近年來農行和信用社對於農村的信貸投入都有所增強，農戶向金融機構借貸的意愿也在增強，但所占比重不大，民間借貸仍然是農民借貸最重要的資金來源。

曹力群表示，農民當前資金需求缺口比較大的養殖業和設施農業，常常是以十萬計的，有的甚至高達幾百萬。傳統的民間借貸根本無法滿足這種需求。

“農戶對金融的

    台北：自來水處統計去年各市府各機關用水量，結果孔廟、新和國小、萬芳國小節水成效最佳。但用水量較前年增加前三名為捷運局、台北廣播電台、客家委員會，大部分原因是漏水率過高或新增業務，導致節水成效不彰。

（法國‧馬賽12日訊）聯合國星期日警告，世界多個地區水資源緊張問題是慢性的，隨著糧食需求增加及氣候變化加劇，如果人類再不節約用水，問題將會擴大。

3年一次的“世界水資源論壇”週一在法國南部港市馬賽召開前夕，聯合國發表《世界水資源發展報告》指出，眼前還有許多艱鉅的挑戰，這包括為貧窮人口提供乾淨食水和衛生設施，喂飽日益增加的世界人口和應對全球暖化的衝擊。

氣候變化擴大威脅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報告中說，農牧需求擴大、糧食生產、能源消費、污染和水資源管理失當等，都加劇淡水資源的壓力。

他說：“氣候變化是一個真正和擴大中的威脅。沒有良好規劃和調適，數以億計的人將面臨饑餓、疾病、能源短缺及貧困的風險。”

這份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贊助的報告是由水利和經濟專家撰寫，它將遞交“世界水資源論壇”進行辯論，這項論壇為期6天。

農業消耗70%淡水資源

報告指出，目前農業消耗全世界70%的淡水資源，預料到2050年，隨世界人口從70億增加至90億，農業必須增產70%糧食，這將使農業的淡水資源消耗將增加至少19%。

報告警告說，過去50年來，人類抽取地下水的活動增加了3倍，地下正進行“悄悄的革命”。

報告稱，在人類對水資源需求增加的當兒，許多地區因為降雨模式改變、旱情惡化、冰川融化等，而出現供應下降的情況。

報告說：“氣候變化將對南亞和非洲南部的糧食生產造成劇變。

在2070年，歐洲中部和南部也會面臨水資源緊張的問題。”

2050年水資源需求增55%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上週發表的另一份水資源研究報告則預測，到2050年，世界對水資源的需要將增加55%。報告並指出，社區、決策者和水資源管理單位缺乏互動，導致水資源劇降。

世界衛生組織（WHO）上週稱，聯合國在2015年之前把未能取得安全食水的人數減少一半的目標，已在2010年實現。

但法國慈善機構國際團結卻質疑有關數據，聲稱目前全球仍有19億人口無法獲得安全食水，而不是聯合國所預測的7億8千300萬人。

非洲－－旱災洪災左右夾攻

非洲撒哈拉南部地區的許多水資源問題，與落後的基建設施、薄弱的管理及人口增加息息相關。這一地區每年的糧食產量增長2%，但卻追不上人口增長（每年3%）。

該地區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是旱災，但洪災的破壞也極大。

歐洲北美－－氣候變化須控制用水量

對歐洲而言，最大的問題是氣候變化造成歐洲大陸中部和南部水資源減少。根據聯合國氣候小組，到2070年，相較現在的1千600萬人，歐洲將有4千400萬人面臨水資源緊張問題。

北美令人擔憂的情況則是對用水揮霍無度，美國人和加拿大人的是世界人均水消耗量最高的國家。

亞太平洋－－水源污染是一大問題

儘管這一地區經濟繁榮發展，但仍有19億人無法享有合適的公共衛生設施。工業、耕地和家居污染是一大問題，只有大約五分之一的污水經過處理才排入河流或湖。報告建議採用實際的水定價來遏制浪費水問題，並以新加坡為例。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乾淨食水設施獲提昇

儘管這一地區貧窮問題根深蒂固，人口外移頻繁，但在提昇乾淨食水通路和衛生設施方面取得長足進展。報告指出，這一地區因跨境爭奪水資源，特別是水利而產生“嚴重地緣政治問題”，但當地民眾對應對氣候造成的干旱和洪水的知識有所提昇。

中東北非－－抽地下水昂貴難持續

先天的炎熱和干旱氣候，加上“後天因素”――人口迅速增長，使到這個地區面臨慢性的水資源緊張問題。報告指，至少12個阿拉伯國家面臨急性食水短缺問題，抽地下水“越來越昂貴且難以持續”。共享河流和地下水的國家更有爆發衝突之虞。

英國旱情持續限制用水
部份地區禁洗車淋花

英國旱情持續，英格蘭東部和西部2千萬戶將會在未來數周起被限制用水，第一步是禁止以水喉或花灑來洗車和淋花，否則會被罰款1千英鎊（約6千令吉），涉及全英約三分一的人口，其他地區亦將會效法。

英國過去兩年降雨量少，部份地區更經歷了百年來最干旱的冬天。

（星洲日報／國際）

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日前指出，我國環境狀況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其中，一些重點流域、海域水污染嚴重，部分區域和城市大氣灰霾現象突出，農村環境污染加劇，重金屬、化學品、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以及土壤、地下水等污染顯現。本報嘗試通過財經視角解讀環保戰略，并邀請兩會代表、官員、學者共同預判未來一年的節能環保形勢。

哪些環境污染最“燒錢”？

《經濟參考報》：近年來環境事故頻發，給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很大影響。目前哪些領域的環境問題造成的損失最大？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我國每年造成的環境污染損失包括兩類：一類是財產性損失，如企業的污水處理成本、農漁業的收成損失，包括部分生態損失。另一類是健康損失，這類損失計算起來更困難。水污染更側重於財產性損失，大氣污染更側重於健康損失。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銀行、原國家環保總局以及一些科研單位曾經分別做過研究。環境損失(財產性損失和健康損失)占中國G D P的比重少則為3%至4%，多則達到11%左右。這兩年沒進行過相關研究，但我估計，環境損失占中國G D P的比重可能達到5%至6%。2011年中國G D P為47萬億多，據此折算，環境污染造成損失將達到2 .35萬億至2 .82萬億元，也就是超過2萬億元。

此外，突發性事件(環境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大。比如廣西鎘污染髮生后，在企業有能力賠付前，財政需要先行投入，用於應急監測、流域攔截、污染治理等。這些事故還會造成更長遠、間接的生態系統破壞。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經濟學院院長呂忠梅教授：很多環境污染是不可逆轉的，也就是說，事后花多少錢都恢復不來。美國一位經濟學家曾做過相關研究，環境污染每制造1塊錢的利潤，卻要花60塊錢來治理，還要花15塊錢去看病。因此，制止環境污染的發生最省錢，污染后才想到治理最燒錢。

環保部幾年前曾經做過一次綠色G D P核算的試點，各省紛紛報名，但統計結果最終并未公布。國際通用的資源成本指標體系包括7項，我國只采納了其中1項“污染治理成本”里面的“大氣、污染、水污染”這很小的一部分，就把G DP拉下來一大塊，至少降低一半。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飛達集團董事長朱國平：我認為，電鍍污染造成的損失很嚴重。蘇南遍布生產蓄電池、手機和電腦外殼的中小鄉鎮企業，排放的硫酸和重金屬會滲透到河水和地底下。建議國家采取嚴厲措施，加強對中小企業尤其是家庭企業的排污管理；建議推動企業與政府的污水管道對接，使污水集中進入處理站。

哪些環保領域最“缺錢”？

《經濟參考報》：目前哪些領域的環保投入最需要加大投資，尤其是財政投資？

王玉慶：環保投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財政投入，一類是社會投入(以企業為主)。最迫切需要財政投入的是水污染防治，其中主要是公共污水處理廠(含城市生活污水處理、園區工業污水處理等)的建設，包括管網建設在內，要確保污水處理廠達到設計能力，確保達標排放；下一步改造升級以達到脫磷脫氮的要求，這需要增加投資，還有城市的垃圾處理廠，發展垃圾焚燒成本也是比較高的。這些方面預計每年需要中央和地方財政投入上千億。

雖然當前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80%以上，但縣、鎮(含)及以下的污水處理還不在統計范圍內，其管網配套還沒有完全跟上，很多地方還是空白。

在重金屬處理方面，對於一些企業搬遷、改制、轉產、倒閉遺留的重金屬土壤污染問題，如云南陸良的鉻渣污染，如果污染土地重新開發需要治理，財政要予以扶持。至於大氣污染防治領域，財政應該在能源結構調整方面下更大決心。

此外，環保部門能力建設方面迫切需要增加財政投入。首先是監測能力。其次是環境突發事故應急處理能力，需要交通、通訊、現場監測和其他一些手段。再次還有人員培訓。最後是風險預警方面的基礎研究、規劃設計、政策調研等。

呂忠梅：財政補貼很有必要，但光靠政府擴大財政支出去搞環境治理，是遠遠不夠的。政府把環境作為公共產品去投錢，會造成企業和老百姓搭便車，最終“企業污染，政府買單，百姓受害”。政府應該構建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通過排污收費和未來征收的環保稅，實現企業的“外部成本內部化”，避免企業“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情況發生。

此外，政府應該加大環境基準研究方面的投入。我們要搞清楚中國目前的環境容量有多大，最多能接納多少污染物？“限期治理”的“及格線”定在哪里？地方環保部門在轄區內怎樣監管才算“執行到位”？

“十二五”要“賺快錢”還是“賺慢錢”？

《經濟參考報》：此前多位專家向本報表示，隨著今年“工業穩增長”被放在突出位置，工業節能形勢將更加嚴峻。“保出口”的外貿政策也不利於對“兩高一資”產品取消出口關稅。那么如何評估今年乃至整個“十二五”的節能減排形勢？

王玉慶：實際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G D P同比增速目標從往年的8%左右調低到7.5%，透露出一個信號———“穩增長”不一定就要“穩住8%甚至10%的增長”，從而為民生投入、結構調整、節能減排留下一定空間。不要把“保出口”“增就業”與節能減排對立起來。相反，環保投入既有社會效益，又能通過環保產業發展形成經濟效益，近幾年環保產業每年同比增長15%以上，高於G D P增速。

不過，今年要全面完成節能減排指標，難度相當大。

在節能方面，結構調整力度如果不夠，高耗能行業如果高位運行，第三產業占比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光靠關停一些小項目，節能目標將很難完成。一方面，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房地產、交通運輸等基建項目對鋼鐵、水泥等需求很大，重化工還有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受地方的財政和政績因素影響，各省都在上工業項目，產業集中度不夠高，落后產能淘汰力度不夠大，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能耗較高、治污較難。

在環保尤其是氮氧化物減排目標方面，去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很多環保工程的設計研究和建設運營需要一定時間，要到后三年才能顯現效果。比如煤電脫硝，既有成本難題，又有技術難題。近幾年汽車銷量大增，石油消耗較快，今年的環保形勢仍不樂觀，重點是打好基礎、政策到位，明年環保形勢才有望改善。

《經濟參考報》：有的污染企業會抱怨，人家偷排污染物賺了錢；我們搞環保要投入很大的資金，成本都轉嫁到產品里，在市場上就沒有競爭力了。您怎么看待這一問題？

朱國平：中國企業過去靠消耗資源、污染環境和極低的勞動力成本，創造微薄的利潤。這個時代即將結束。“十一五”期間，國家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兩型”社會，非常及時。

如果產值和環境只能“二選一”，我們會首先選擇環境。飛達集團每年用在污水處理、煙塵處理、環境美化等方面的環保投入，占到集團總投入的5%，基本改變了“臟亂差”的小農經濟的發展模式。

現在結構性招工難，員工對工作挑挑揀揀。只有企業環境好了，員工健康幸福了，企業才能養得了員工，招得了員工，成為“百年老店”。實際上，隨著國家環保標準和監管越來越嚴，環保是早晚要搞的，晚搞不如早搞。

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日前指出，我國環境狀況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其中，一些重點流域、海域水污染嚴重，部分區域和城市大氣灰霾現象突出，農村環境污染加劇，重金屬、化學品、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以及土壤、地下水等污染顯現。本報嘗試通過財經視角解讀環保戰略，并邀請兩會代表、官員、學者共同預判未來一年的節能環保形勢。

哪些環境污染最“燒錢”？

《經濟參考報》：近年來環境事故頻發，給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很大影響。目前哪些領域的環境問題造成的損失最大？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我國每年造成的環境污染損失包括兩類：一類是財產性損失，如企業的污水處理成本、農漁業的收成損失，包括部分生態損失。另一類是健康損失，這類損失計算起來更困難。水污染更側重於財產性損失，大氣污染更側重於健康損失。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銀行、原國家環保總局以及一些科研單位曾經分別做過研究。環境損失(財產性損失和健康損失)占中國G D P的比重少則為3%至4%，多則達到11%左右。這兩年沒進行過相關研究，但我估計，環境損失占中國G D P的比重可能達到5%至6%。2011年中國G D P為47萬億多，據此折算，環境污染造成損失將達到2 .35萬億至2 .82萬億元，也就是超過2萬億元。

此外，突發性事件(環境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大。比如廣西鎘污染髮生后，在企業有能力賠付前，財政需要先行投入，用於應急監測、流域攔截、污染治理等。這些事故還會造成更長遠、間接的生態系統破壞。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經濟學院院長呂忠梅教授：很多環境污染是不可逆轉的，也就是說，事后花多少錢都恢復不來。美國一位經濟學家曾做過相關研究，環境污染每制造1塊錢的利潤，卻要花60塊錢來治理，還要花15塊錢去看病。因此，制止環境污染的發生最省錢，污染后才想到治理最燒錢。

環保部幾年前曾經做過一次綠色G D P核算的試點，各省紛紛報名，但統計結果最終并未公布。國際通用的資源成本指標體系包括7項，我國只采納了其中1項“污染治理成本”里面的“大氣、污染、水污染”這很小的一部分，就把G DP拉下來一大塊，至少降低一半。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飛達集團董事長朱國平：我認為，電鍍污染造成的損失很嚴重。蘇南遍布生產蓄電池、手機和電腦外殼的中小鄉鎮企業，排放的硫酸和重金屬會滲透到河水和地底下。建議國家采取嚴厲措施，加強對中小企業尤其是家庭企業的排污管理；建議推動企業與政府的污水管道對接，使污水集中進入處理站。

哪些環保領域最“缺錢”？

《經濟參考報》：目前哪些領域的環保投入最需要加大投資，尤其是財政投資？

王玉慶：環保投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財政投入，一類是社會投入(以企業為主)。最迫切需要財政投入的是水污染防治，其中主要是公共污水處理廠(含城市生活污水處理、園區工業污水處理等)的建設，包括管網建設在內，要確保污水處理廠達到設計能力，確保達標排放；下一步改造升級以達到脫磷脫氮的要求，這需要增加投資，還有城市的垃圾處理廠，發展垃圾焚燒成本也是比較高的。這些方面預計每年需要中央和地方財政投入上千億。

雖然當前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80%以上，但縣、鎮(含)及以下的污水處理還不在統計范圍內，其管網配套還沒有完全跟上，很多地方還是空白。

在重金屬處理方面，對於一些企業搬遷、改制、轉產、倒閉遺留的重金屬土壤污染問題，如云南陸良的鉻渣污染，如果污染土地重新開發需要治理，財政要予以扶持。至於大氣污染防治領域，財政應該在能源結構調整方面下更大決心。

此外，環保部門能力建設方面迫切需要增加財政投入。首先是監測能力。其次是環境突發事故應急處理能力，需要交通、通訊、現場監測和其他一些手段。再次還有人員培訓。最後是風險預警方面的基礎研究、規劃設計、政策調研等。

呂忠梅：財政補貼很有必要，但光靠政府擴大財政支出去搞環境治理，是遠遠不夠的。政府把環境作為公共產品去投錢，會造成企業和老百姓搭便車，最終“企業污染，政府買單，百姓受害”。政府應該構建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通過排污收費和未來征收的環保稅，實現企業的“外部成本內部化”，避免企業“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情況發生。

此外，政府應該加大環境基準研究方面的投入。我們要搞清楚中國目前的環境容量有多大，最多能接納多少污染物？“限期治理”的“及格線”定在哪里？地方環保部門在轄區內怎樣監管才算“執行到位”？

“十二五”要“賺快錢”還是“賺慢錢”？

《經濟參考報》：此前多位專家向本報表示，隨著今年“工業穩增長”被放在突出位置，工業節能形勢將更加嚴峻。“保出口”的外貿政策也不利於對“兩高一資”產品取消出口關稅。那么如何評估今年乃至整個“十二五”的節能減排形勢？

王玉慶：實際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G D P同比增速目標從往年的8%左右調低到7.5%，透露出一個信號———“穩增長”不一定就要“穩住8%甚至10%的增長”，從而為民生投入、結構調整、節能減排留下一定空間。不要把“保出口”“增就業”與節能減排對立起來。相反，環保投入既有社會效益，又能通過環保產業發展形成經濟效益，近幾年環保產業每年同比增長15%以上，高於G D P增速。

不過，今年要全面完成節能減排指標，難度相當大。

在節能方面，結構調整力度如果不夠，高耗能行業如果高位運行，第三產業占比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光靠關停一些小項目，節能目標將很難完成。一方面，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房地產、交通運輸等基建項目對鋼鐵、水泥等需求很大，重化工還有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受地方的財政和政績因素影響，各省都在上工業項目，產業集中度不夠高，落后產能淘汰力度不夠大，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能耗較高、治污較難。

在環保尤其是氮氧化物減排目標方面，去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很多環保工程的設計研究和建設運營需要一定時間，要到后三年才能顯現效果。比如煤電脫硝，既有成本難題，又有技術難題。近幾年汽車銷量大增，石油消耗較快，今年的環保形勢仍不樂觀，重點是打好基礎、政策到位，明年環保形勢才有望改善。

《經濟參考報》：有的污染企業會抱怨，人家偷排污染物賺了錢；我們搞環保要投入很大的資金，成本都轉嫁到產品里，在市場上就沒有競爭力了。您怎么看待這一問題？

朱國平：中國企業過去靠消耗資源、污染環境和極低的勞動力成本，創造微薄的利潤。這個時代即將結束。“十一五”期間，國家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兩型”社會，非常及時。

如果產值和環境只能“二選一”，我們會首先選擇環境。飛達集團每年用在污水處理、煙塵處理、環境美化等方面的環保投入，占到集團總投入的5%，基本改變了“臟亂差”的小農經濟的發展模式。

現在結構性招工難，員工對工作挑挑揀揀。只有企業環境好了，員工健康幸福了，企業才能養得了員工，招得了員工，成為“百年老店”。實際上，隨著國家環保標準和監管越來越嚴，環保是早晚要搞的，晚搞不如早搞。

　　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日前指出，我國環境狀況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其中，一些重點流域、海域水污染嚴重，部分區域和城市大氣灰霾現象突出，農村環境污染加劇，重金屬、化學品、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以及土壤、地下水等污染顯現。本報嘗試通過財經視角解讀環保戰略，並邀請兩會代表、官員、學者共同預判未來一年的節能環保形勢。

　　哪些環境污染最“燒錢”？

　　《經濟參考報》：近年來環境事故頻發，給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很大影響。目前哪些領域的環境問題造成的損失最大？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我國每年造成的環境污染損失包括兩類：一類是財產性損失，如企業的污水處理成本、農漁業的收成損失，包括部分生態損失。另一類是健康損失，這類損失計算起來更困難。水污染更側重於財產性損失，大氣污染更側重於健康損失。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銀行、原國家環保總局以及一些科研單位曾經分別做過研究。環境損失(財產性損失和健康損失)佔中國G D P的比重少則為3%至4%，多則達到11%左右。這兩年沒進行過相關研究，但我估計，環境損失佔中國G D P的比重可能達到5%至6%。2011年中國G D P為47萬億多，據此折算，環境污染造成損失將達到2 .35萬億至2 .82萬億元，也就是超過2萬億元。

　　此外，突發性事件(環境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大。比如廣西鎘污染發生後，在企業有能力賠付前，財政需要先行投入，用於應急監測、流域攔截、污染治理等。這些事故還會造成更長遠、間接的生態系統破壞。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經濟學院院長呂忠梅教授：很多環境污染是不可逆轉的，也就是說，事後花多少錢都恢復不來。美國一位經濟學家曾做過相關研究，環境污染每製造1塊錢的利潤，卻要花60塊錢來治理，還要花15塊錢去看病。因此，制止環境污染的發生最省錢，污染後才想到治理最燒錢。

　　環保部幾年前曾經做過一次綠色G D P核算的試點，各省紛紛報名，但統計結果最終並未公佈。國際通用的資源成本指標體系包括7項，我國只採納了其中1項“污染治理成本”裏面的“大氣、污染、水污染”這很小的一部分，就把G DP拉下來一大塊，至少降低一半。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飛達集團董事長朱國平：我認為，電鍍污染造成的損失很嚴重。蘇南遍佈生產蓄電池、手機和電腦外殼的中小鄉鎮企業，排放的硫酸和重金屬會滲透到河水和地底下。建議國家採取嚴厲措施，加強對中小企業尤其是家庭企業的排污管理；建議推動企業與政府的污水管道對接，使污水集中進入處理站。

　　哪些環保領域最“缺錢”？

　　《經濟參考報》：目前哪些領域的環保投入最需要加大投資，尤其是財政投資？

　　王玉慶：環保投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財政投入，一類是社會投入(以企業為主)。最迫切需要財政投入的是水污染防治，其中主要是公共污水處理廠(含城市生活污水處理、園區工業污水處理等)的建設，包括管網建設在內，要確保污水處理廠達到設計能力，確保達標排放；下一步改造升級以達到脫磷脫氮的要求，這需要增加投資，還有城市的垃圾處理廠，發展垃圾焚燒成本也是比較高的。這些方面預計每年需要中央和地方財政投入上千億。

　　雖然當前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80%以上，但縣、鎮(含)及以下的污水處理還不在統計範圍內，其管網配套還沒有完全跟上，很多地方還是空白。

　　在重金屬處理方面，對於一些企業搬遷、改制、轉產、倒閉遺留的重金屬土壤污染問題，如雲南陸良的鉻渣污染，如果污染土地重新開發需要治理，財政要予以扶持。至於大氣污染防治領域，財政應該在能源結構調整方面下更大決心。

　　此外，環保部門能力建設方面迫切需要增加財政投入。首先是監測能力。其次是環境突發事故應急處理能力，需要交通、通訊、現場監測和其他一些手段。再次還有人員培訓。最後是風險預警方面的基礎研究、規劃設計、政策調研等。

　　呂忠梅：財政補貼很有必要，但光靠政府擴大財政支出去搞環境治理，是遠遠不夠的。政府把環境作為公共產品去投錢，會造成企業和老百姓搭便車，最終“企業污染，政府買單，百姓受害”。政府應該構建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通過排污收費和未來徵收的環保稅，實現企業的“外部成本內部化”，避免企業“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情況發生。

　　此外，政府應該加大環境基準研究方面的投入。我們要搞清楚中國目前的環境容量有多大，最多能接納多少污染物？“限期治理”的“及格線”定在哪？地方環保部門在轄區內怎樣監管才算“執行到位”？

　　“十二五”要“賺快錢”還是“賺慢錢”？

　　《經濟參考報》：此前多位專家向本報表示，隨著今年“工業穩增長”被放在突出位置，工業節能形勢將更加嚴峻。“保出口”的外貿政策也不利於對“兩高一資”產品取消出口關稅。那麼如何評估今年乃至整個“十二五”的節能減排形勢？

　　王玉慶：實際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G D P同比增速目標從往年的8%左右調低到7.5%，透露出一個信號———“穩增長”不一定就要“穩住8%甚至10%的增長”，從而為民生投入、結構調整、節能減排留下一定空間。不要把“保出口”“增就業”與節能減排對立起來。相反，環保投入既有社會效益，又能通過環保產業發展形成經濟效益，近幾年環保產業每年同比增長15%以上，高於G D P增速。

　　不過，今年要全面完成節能減排指標，難度相當大。

　　在節能方面，結構調整力度如果不夠，高耗能行業如果高位運行，第三產業佔比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光靠關停一些小項目，節能目標將很難完成。一方面，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房地產、交通運輸等基建項目對鋼鐵、水泥等需求很大，重化工還有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受地方的財政和政績因素影響，各省都在上工業項目，產業集中度不夠高，落後產能淘汰力度不夠大，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能耗較高、治污較難。

　　在環保尤其是氮氧化物減排目標方面，去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很多環保工程的設計研究和建設運營需要一定時間，要到後三年才能顯現效果。比如煤電脫硝，既有成本難題，又有技術難題。近幾年汽車銷量大增，石油消耗較快，今年的環保形勢仍不樂觀，重點是打好基礎、政策到位，明年環保形勢才有望改善。

　　《經濟參考報》：有的污染企業會抱怨，人家偷排污染物賺了錢；我們搞環保要投入很大的資金，成本都轉嫁到產品裏，在市場上就沒有競爭力了。您怎麼看待這一問題？

　　朱國平：中國企業過去靠消耗資源、污染環境和極低的勞動力成本，創造微薄的利潤。這個時代即將結束。“十一五”期間，國家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兩型”社會，非常及時。

　　如果產值和環境只能“二選一”，我們會首先選擇環境。飛達集團每年用在污水處理、煙塵處理、環境美化等方面的環保投入，佔到集團總投入的5%，基本改變了“臟亂差”的小農經濟的發展模式。

　　現在結構性招工難，員工對工作挑挑揀揀。只有企業環境好了，員工健康幸福了，企業才能養得了員工，招得了員工，成為“百年老店”。實際上，隨著國家環保標準和監管越來越嚴，環保是早晚要搞的，晚搞不如早搞。

（新加坡11日訊）入住新加坡酒店，洗澡途中突然制水，害女遊客只能用小瓶礦泉水繼續洗，返國後向媒體大吐苦水！

　一對台灣夫妻，上個月通過當地的旅遊網站，訂購包括飛機票和酒店的廉價旅遊配套，到新加坡遊玩。

　豈料，夫婦倆一上飛機便開始頻頻出狀況，首先是上機後被逼分開坐，抵達獅城入住酒店時，講好的一張雙人床，變成兩張單人床，兩人又得分開睡。

用礦泉水洗頭

　更讓他們氣憤的是，妻子在浴室洗澡到一半，酒店水供突然中斷，害她滿頭泡泡不知如何是好。

　情急之下，她只好用酒店提供的小瓶礦泉水，拿來繼續洗頭。

　在一旁的丈夫看了忍無可忍，用手機拍下妻子用礦泉水洗頭的過程，以及酒店的照片，回台灣後向當地電視台投訴。

　投訴的遊客是陳先生。他聲稱事後向服務台求助，等了半小時卻沒人處理。酒店事後說是定期維修，有發通知書，但他沒看見。

　根據台灣媒體報道，兩人入住的獅城酒店在福康寧。

　陳先生過後也向旅遊網站投訴，網站經理答覆說，正在和獅城酒店接洽，會請他們發出說明和道歉信，或提供小禮品給陳先生當補償。

　針對來自台灣的投訴，酒店前台負責人向新加坡媒體透露，去年酒店開始進行裝修工程，但一直來都沒有停水的情況。

　他指在過去3個月內，也沒有接到任何外國遊客的投訴。

　“所有投訴都需經過前台處理，但今年酒店真的沒停水，也沒有人投訴。”

　他說，若有遊客反映酒店的服務，可直接撥電到前台，酒店會立刻給予解釋和處理。

　　本報訊(記者 劉可)在今年的兩會上，細心的代表委員們在飲用礦泉水時會發現，瓶身與往年的包裝略有不同，在每瓶礦泉水的外包裝上，都貼有一個頗為引人注目的標簽，標簽上寫著這樣一行字“給水瓶做記號，並請喝完。”據介紹，這是市旅遊委今年推出的“水衛士”行動。

　　據統計，以北京全年會議接待1731萬人次估算，如果有70%的人次飲用瓶裝礦泉水，按照平均每人次飲用1瓶水計算，每年會議瓶裝水達到1211.7萬瓶，年消耗瓶裝水約6000噸。如果有十分之一的水未飲用被丟棄，每年浪費水量就達600噸。

　　為了減少水資源的浪費，市旅遊委積極推廣“水衛士”行動，目前這項活動已經在全市286家綠色旅遊飯店中普及推廣。